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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从济南军区调入昆明军区。当时心里充满了期待,想着能直接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可最终却没想到,组织把我安排到了军区后勤,成了一名“铁路军事代表”。在旁人眼里,我算是走了好运,没上前线却先提了干——毕竟许多战友还在拼杀沙场。不过,回头想想,打仗这事儿,从来都是前线和后方紧密配合,缺了哪一方都难以胜利。大家报名参军,心里都是想冲锋陷阵的,但前线后方的分工是组织决定的,作为士兵,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从79年到85年,我一直在广通火车站担任军代表,六年时间转瞬即逝。那期间,我也在慢慢成长,从刚进来的见习参谋,晋升到了副连职参谋。
战争结束后,铁路的军运任务不再像战时那样紧张,没了以前那种没日没夜盯着铁路、随时待命的压力。至于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也算是费了不少心思才解决。起初,家里亲戚朋友曾给我介绍过几位老家的姑娘,可她们一听我在云南这边服役,觉得距离太远、环境陌生,怕生活难以适应,都婉拒了。眼看着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就地解决”这桩婚事。后来通过介绍,我娶了一位在当地铁路部门工作的姑娘。我们这个驻广通火车站的军代处,其实是个营级单位,编制很小,最多也就三四个人。虽然挂着军队的牌子,实际上干的都是铁路工作,只不过穿的是军装。
展开剩余65%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几乎天天都在铁路线上转。除了偶尔去昆明参加会议、学习培训,基本没离开过这片大山和山谷。最初提干时的领导们,一个个陆续升职调走,回到昆明去了。新来的领导比较年轻,做事方式和想法让我有些不适应,随着时间推移,我跟领导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那段时间,心情十分压抑,对工作环境也开始产生厌烦,慢慢地萌生了转业回地方的念头。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了一份转业申请报告,按规定一式三份,分别递交给营级军代处党支部、驻分局和路局的军代处党委。申请一旦提交,很快就在上下级之间传开了。就在我准备收拾行装,迎接转业生活时,上级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委任我为单位临时负责人。原因是:原来的领导要去贵州遵义参加军区后勤办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初中文化补习班。结果,转业没成,领导职务倒是落到了我头上。或许是没了当官的压力,反而能放开手脚做事,我带着手下两个参谋,除了做好日常工作,还积极推动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
我们军代处宿舍与车站青年工人宿舍是邻居,两边共用一个旱厕,长期无人打扫,卫生条件十分恶劣,脏乱得几乎没人敢进去。我们三个军代表自发成了义务清洁工,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冲厕所。这个习惯坚持了很久,青工宿舍的铁路职工看到后都感到非常感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共建活动逐渐深入,从最初的打扫卫生,发展到帮助车站改善旅客服务,再到对一些后进青年开展“一帮一”结对子帮扶,做思想政治工作。慢慢地,军代处和车站职工的精神面貌都有了明显变化。
完全没预料到的是,有一天云南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军区后勤宣传处的领导专门来到我们单位采访。那时我们才知道,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还被点名表扬。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表现稳定,也或许是在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前,军内确实存在一些提干加速的情况。1985年12月,我意外地连升了两级,从副连职直接提升为副营职,成为驻广通火车站军代处的副主任,并且以副职身份代理正职工作。
虽然晋升来得快,但我没有得意忘形,依然踏实干好每一件事。曾国藩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顺境时别偷懒,逆境时别泄气,管好自己的心,事情自会成。”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就是秉持着踏实做好本分的原则,其他的事情交给老天爷安排。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从大校军衔的岗位上退休三年了。每每回想起当年那次连升两级的经历,我总是说,那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只是运气好了一些而已。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做人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机会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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